马家俊
四、蹉跎岁月的文革十年
1966年6月2日，中文系四年级（六六级）学生对党委贴出大字报，“文化大革命”正式爆发。党委、系党总支的领导多数成了“黑帮（走资派）”（只有王守民还算革命教师，后来被造反派“结合”进“革委会”的系分会）；老教师全被打成“牛鬼蛇神”（只有周骏章和陈楚桥二人幸免），关进“牛棚”（高斌夜里逃到烈士陵园自缢）。我还算好，忝列革命教师之中，趁机也“大串连”免费去了北京、上海等地游历一番。因为我是在课堂上宣传毛泽东文艺思想的，所以免了一难。而我在北师大进修时的同学，他们因为教外国文学，“宣传封资修”，被批判，有的被武斗，给赶出学校，有的被打成“苏修特务”，有的被逼自杀。
文革爆发后，陕西师大和中文系里，都出现所谓的“文革筹委会”和“文革临委会”，双方比赛斗争领导和教师，之后两派互相打派仗。保守派文革临委会垮台后，“一月风暴”中，造反派筹委会改为“革命委员会”，正副主任（相当正副校长）都是中文系的学生。革委会中文系分会也是学生任正副主任（相当正副系主任）。这时中文系的造反派又分成了“冲霄汉”和“追穷寇”两派，学校里也是分成“革委会”派和分裂出来的“井冈山”派，都是斗来斗去。文革头两三年，几乎天天开会。我以为大家都疯了，所以不参加任何派，当逍遥派，读了许多书。人说：阶级斗争要年年讲、月月讲、天天讲，阶级斗争无处不有。我想宇宙上总没有吧，于是研究天文学，仰望星空，读中外天文学史。三年大小会不发言。中文系的老师被斗争的过了多半。孰料到1968年夏初，我这个逍遥派被认为是反对派的幕后军师，给我挂上“井冈山分子”的牌子游街，晚上拉到无人处，刑讯逼供，我交代不出“井冈山”的内幕，美美地挨了一顿打。打我的是“革委会”组织的外系学生。他们同一派的中文系学生，却在斗殴中把我抢救出来——名义是把我“红卫兵兵管”了，实际是在同学宿舍保护了一个星期。1968年冬，工宣队进校，这才稳住了乱批乱斗局面，拆了牛棚，被抓的领导和教师都回家住。我被组织进“毛泽东文艺宣传队”去演学生写的三无（无主题、无形象、无情节）的话剧《直罗镇》。为了修改剧本，派我们五个人，去甘肃、宁夏和陕北各地采访，之后，住在泾阳县社树村修改。突然林彪紧急一号命令，全校被赶到永寿县山沟里“战备疏散”，修改剧本的事就夭折了。疏散中，中文系师生徒步拉练到离县城一百多里的地方，窝在上邑村的窑洞里，米面蔬菜全从西安不停地运去，井深数十丈，大家成天打水弄吃的。苦的是双职工。我的家属因为没有工作，没有资格随学校疏散，免了吃苦。1970年初，打击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，工宣队领导又把当初造反派的一些人抓成反革命，加以批斗。鉴于永寿生活太苦，校部迁回西安，各系最后一级学生（六九级）统统毕业分配光，但是为了“巩固战备疏散成果”，中文系必须迁到泾阳县船头村。工宣队让彭超、乔峰和我打前阵，先去“号”农村的住房，然后全系前去。这时分为三批人：一、被审查和搞专案的；二、在船头村农场劳动的（占全系教师的大多数人，其中陈楚桥副教授、张富昕讲师过泾河去镇子时被溺身亡，陈的尸首一直没找到）；三、抽到县城里办师训班的。校系让我先后在泾阳、凤翔、宝鸡、周至给地方上办的师资培训班上课，短的三个月，长的八九个月。在师训班，让我讲各种文学课，在凤翔师训班连天文学也替地理系的老师讲了，就是没有讲过外国文学（不过，毛泽东主席让全国唱《国际歌》，为此，我讲过一次《国际歌》，就算讲了一节外国文学课吧）。
“九·一三”林彪折戟沉沙后，中文系回到学校，这时改名叫中文大队，恢复党组织，工宣队长任总支书记、新来的刘振声任大队政委，恢复工作的丁淑元任大队长。一年后，撤销大队，还是叫中文系，工宣队撤走，刘调走，学校任命原副校长、党委副书记郭琦当中文系总支书记。不久又调走。这时西北政法学院合并进师大，政法的张效友任党总支书记，丁淑元任系主任、王守民任副主任。1982年开始招收推荐来的工农兵学员。系上分写作教研室、古典文学教研室、汉语教研室、革命文艺教研室（原来文艺理论、中国现代文学、外国文学三家合并）。系上给学员开设古文、写作、毛主席诗词、鲁迅作品选讲。但是毛主席诗词一课现代文学教师以已经上《鲁迅作品》课了而不再接受，于是交古典文学教研室。古典文学教研室给七二级（文革后以入学年份称呼）三个班只能派出两位教师，于是系上以我能写点诗词为由，让我承担一个班的毛主席诗词课。在我讲了一学期毛主席诗词后，学员上大学、管大学、改造大学，课堂教学不再为主，教师不再起主导作用，而以下厂下乡、开门办学为主要形式，集体互教互学。于是，我被不断派出，与学员们在社会实践中去向劳动群众学习：第三次去镇巴深山宣讲“1号文件”，去灞桥电厂、国棉三、四、五厂、水泥制品厂编儒法斗争史，去兴平县秦岭公司编儒法文艺思想斗争史，去华县搞农业学大寨、整顿软散懒大队领导班子，去高陵县编写革命故事，去礼泉县写烽火大队的村史。总之，从1973年到1977年，不停点地外出，少则三个月，多则半年。我把俄文忘光了，外国文学没有再读和教。恢复了的省作家协会发给我一套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，我就读它。
1973年我在周至农场下放劳动，忽然副主任王守民通知我：哈尔滨师范学院召开东北地区高校《外国文学史》初稿研讨会，邀请我去提意见。于是，我参加了这个会，接着还参加了大连辽宁师范学院召开的《马列文论选讲》教材研讨会；同时，奉命走访了辽、吉、黑、天津、北京、保定的十余所大学，了解他们教改的情况。有的中文系赠他们的教材和资料，我的一些老同学也送给我一些书籍。回到西安，我把已经陆续寄回来的一百多本书，全交给了系上新建立的资料室。还向系上汇报道：已约好了下次大庆马列文论会我系文艺理论组派人出席的事。这次接触外国文学专业是短暂的。我仍然与工农兵学员去下厂下乡，开门办学，蹉跎着岁月。
